《建筑师》杂志主编黄居正曾在日本待了7年，从此对日本现代建筑有了自己的论述。

　　 　　《建筑师》杂志主编黄居正访谈 　　《建筑师》杂志主编黄居正曾在日本待了7年，从此对日本现代建筑有了自己的论述。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，他坦言从未见过班茂在成都的临时住所，但得知这个消息后，他的感觉是“把这种相对经济的日本灾后建筑带到中国来，还是挺有意义的”，他还表示班茂获奖既在意料之外，也在情理之中。“我也看了他的一些***新作品，我发现有一个特别有意义的地方，就是他开始探索用新材料建造结构的新方式。这种以材料为基础的结构的提升，对建筑的发展也是很有意义的，不要说建筑知识形式或者空间。” 　　早报记者:与去年的普利兹克奖伊东丰雄不同，班茂获得这个奖项有些让人意外& mdash& mdash这是日本建筑师连续第二年获奖。另一方面，他的作品似乎更具实验性。你个人对这个普利兹克奖的结果感到惊讶吗？你对此有何评论？ 　　黄居正:毫无疑问是事故。日本建筑从葛覃建中开始就形成了一个谱系，但坂本在这个谱系中的地位却很不确定。意外也可能是因为他的建筑不太出名。他的建筑是一种具有明显社会意义的实验性建筑，但对建筑本身的空间或形式的探讨并不明显。这也是事故的原因。但另一方面，只要是在世界上出了名、名字为我们所知的日本建筑师获得普利兹克奖，其实也是意料之中的，因为日本建筑的整体水平决定了创作的土壤，决定了坂本这样的***建筑师会做出好的作品。 　　早报记者:日本建筑师达到这样的高度了吗？这是否也与他们二战后与西方的交流以及之后自身风格的发展有关？ 　　黄居正:是的。这种趋势其实可以追溯到二战前。在此之前，日本与西方社会的交流非常密切，包括引进了柯布西耶等一些***的建筑师。二战后的五六十年代，奠定了日本建筑的发展基础。1960年，世界设计大会在东京举行。日本建筑师提出了自己的建筑理念，形成了新陈代谢派。到这个时候，他们不仅有了自己的作品，也有了对西方形成一定影响的实力。如你所说，他们的建筑融合了西方建筑，但也有自己的特色。不同于经典的现代建筑，日本建筑有一种“日本性格”，他的思维也不同于西方建筑，这就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。个人认为，事实上， 我觉得日本那些50-70年代的建筑比较厉害。虽然今天的日本建筑精致典雅，也探索建筑本身，但与以前的建筑相比，缺乏力量感。 　　早报记者:什么意思？ 　　黄居正:比如1964年奥运会的主体育场、葛覃设计的代代木***综合体育馆、1958年开工建设的千花竹楼等等。当时的代谢派实际上与当时日本社会经济的崛起有关，是一群日本年轻人争夺文化权利的文化运动的一部分。所以，你可以想象在这样的尝试下，建筑与社会之间的张力和力量。 　　早报记者:近年来，关于普利兹克奖出现了一些争议，比如说它忽略了建筑师的合伙人或者合伙人的实力，比如质疑它的圈子小。如何看待这些争议？ 　　黄居正:我不太了解这些纠纷。但有一点，就是不要迷信普利兹克奖。记得1986年，普利兹克奖颁给了德国建筑师戈特弗里德·玻姆，1988年，普利兹克奖颁给了美国建筑师戈登·邦夏，1994年，又颁给了法国建筑师克里斯蒂安·德·波尔赞帕尔克。现在二三十年过去了，谁还记得他们？他们和他们的作品已经被时间的波浪冲刷，没有人记得他们。所以，即使获得普利兹克奖，也未必会留在历史上。而且普利兹克奖的评委也在不断更新，他们也会做出一些政治上的考虑。比如今年的班茂，以材料创新闻名，但他做了很多灾后重建，灾后迅速介入很多地区， 并获得了很多社会意义。普利兹克奖也需要考虑一种平衡。如果这个影响力如此之大的奖项一直只关注建筑本身，那么它就成了建筑行业内部的奖项。它的社会意义是什么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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